人们对生存的生命，所注重的现实人生，平常普遍都是以有“身”的存在，就是生命，就是人生。其实，“身”是生命所有中机械性的机器，是在现实中所表达的每一个人“自我”存在的作用。它是属于自然物理的、生理物质的现实。是偶然的、暂时的，受时间空间所限制的实用品。如果从“形而上”的心性精神观点来讲，此“身”，不过是我们现在生命之所属，只有暂时一生的使用权，并无永恒占有的所有权。“身”非我，真正生命的我，并非就是此“身”。
我们为了暂有此“身”，截头去尾，假定以中间六十年做指标来讲，每天为了他要休息，占去一半时间都在昏睡中，已经除了一半，只有三十年。一日三餐，所谓“吃喝拉撒睡”五件要事，又减去了三分之一。如果像现在政界官场、工商业家们的习惯，一日有两餐应酬，至少每餐要浪费了两三个钟点，加上夜晚的跳舞歌唱等，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时间办公？多少时间读书？看来，真为大家惋惜心疼。但是人们都说这样才叫做人生啊！我复何言！我们这样说，不是对人生的悲观，这是为了我们幸得而有此生，幸得而有此身，所谓佛说“人身难得”，应当加以珍惜自爱这个难得宝贵的生命。
但话又说回来，我们的一生，单单为了此身的存在，为了他的需要所产生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就忙得够呛，自身忙得不得了，难有太多的时间为别人。因此，了解到做父母的、做社会服务的人，个个都是天生圣人，都是仁者。其实，每一个人活在人世间，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损人利己的；同时，也可以说，没有一个不是损己利人的。因为人是需要互助的，人是彼此需要互相依存的。人不像别的生物一样，所以构成人群的文化，形成了社会。
然而，此身的存在，为了生活，已够麻烦，如果再加病痛和意外的灾害，那可麻烦更大了。因此，道家的老祖宗老子便说：“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。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。”但是，另由道家分家出来的神仙丹道们，却要拼命修身养性，以求此身的长生不老（死），忙上加忙，忙得不亦乐乎！真的长生不死的人没有看见，但他们有此永远摆在前面的希望，洁身自爱，看来比吃、喝、玩、乐过一生的，也就各有妙趣不同了。至于另有从痛苦生活中经历过来的人说：“百年三万六个日，不在愁中即病中。”乍看虽然消极，事实上，大多数的人们，确实都有这样的境遇，所谓儒家“仁政”之道“平天下”者，又将如何平之呢？
我们因为研究“大学之道”，恰好讲到人我的“身心”问题，所以才引发有关“身见”的话题。曾子在原文中，并没有像佛、道两家一样，特别说明解脱“身见”的重要，你只要仔细读了这一段原文，他也是极其注意“心”的作用为主体，“身”只是“心”的附庸而已。所以最后特别说明一句“此谓修身在正其心”。并不像一般佛、道两家的支流分派，专门注重修炼“身”的生理气脉，便自以为是修道的真谛了。
不过，话又得说回来，“身”固然是“心”的附庸，可是在现实存在的生命作用上，人们一切思想行为表现在“外用”方面，完全是因为有身，才能造成这个人世间芸芸众生的种种现象。所以在《大学》有关“内明（圣）”、“外用（王）”的八纲目中，也特别列出“修身”这项要点。但在“修身”的要点中，他所提的，只是身心有关的“忿懥、恐惧、好乐、忧患”四个现象，并没有说到身的气脉、五脏六腑，以及类似现代所说的神经肌肉等问题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答：儒家孔门的学问，最主要的中心，是注重“人道”的行为科学，并不像古代医学所讲的养生，专在生理变化上讲到和心理相关的作用。如果要了解这方面的问题，应该多读黄帝《内经·素问》部分的学识，配合现代医学、卫生等科学来作研究说明。我们不必牵涉太广，反而变成泛滥无归，离题太远了。
在《大学》这里所提的“忿懥、恐惧、好乐、忧患”四个现象，其实，就是子思在《中庸》上所说的“喜、怒、哀、乐”四个情绪。再从上推寻，都是浓缩《礼记》中所述传统文化中的“七情”的要点，只是曾子把情绪所发生的现象作用，较为明白地分析描述。子思是照传统所归纳的原则，提出大纲，如此而已。如果从大体来说，这四个甚至七个情绪现象，每一个人在幼小时期开始，已经发生因子的阴影，做父母、师长的人，只要注意留心幼童的性向，已经可以看到他的一生。正如俗话说的“从小看到老”，尤其在生理健康状况，以及面貌表情上，几乎是无法掩盖隐瞒的。
所以教育文化的目的，教育文化的伟大，就在要改变人的缺陷，而补充圆满他的遗憾。可惜的是，世间做父母、师长的，真能“诚心”知道的，“诚心”牺牲自我为后世社会而造成一个“真人”的，并不太多。普遍只是想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出人头地就好了。只想把自己一生遗憾做不到的希望，要求孩子去完成，真是大错特错。因此，古人所谓“经师易得”（教授各门学识的老师叫经师），“人师难求”（如孔子、孟子、颜回、曾子等，便是人师而兼经师）。后世的《三字经》也说：“养不教，父（母）之过。教不严，师之隋。”也有这个意思。
——南怀瑾先生《原本大学微言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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